【编者按】经济迷茫时刻，各国亦抱团取暖，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正是金融危机后类似国际机制的产物。中国作为第十个轮值主席国，在杭州举办第十一次G20峰会。 G20能够带来什么经济新信息？什么才是全球经济的真问题？，以G20会议为契机，聚焦全球经济.

推进全球贸易增长是今年的G20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随着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减缓，国际社会以及各界人士开始对全球贸易态势的判断进行争论。近年贸易增速下滑，是周期性的短期变化，还是常态性、结构性的中长期演变？

回看历史，从1980-2011年，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9%，同期全球贸易增长率为7.3%，是前者的2.5倍；2012年以后，连续4年贸易增长率跌到GDP增长率之下。回顾1980-2011年的全球贸易数据，30年间曾7次出现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的情况。然而，除80年代初的连续3年低迷之外，其余各次的持续时间均仅限于当年，且其后均伴有明显的贸易回弹。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全球贸易出现了降幅达13.6%的负增长，其严重程度仅次于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由此可见，全球贸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首先是贸易核心国发生了变化。在2012年之前，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2000年美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达到15.48%，比第二大贸易国德国的7.96%和第三大贸易国日本的6.51%之和还要多；美国也一直是全球最多国家或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在2000年有47个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国。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核心国地位显而易见！但是，2013年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的位置被中国所取代，2015年全球三大贸易国依次变为中国、美国、德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分别为11.9%、11.5%、7.2%，三国也各自成为24、21、21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美国核心”的全球贸易旧结构已经被中国、美国、德国三足鼎立的新结构所取代。

此外，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全球贸易正越来越体现为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的区块结构。下图所描述的分别是前占全球贸易的80%以上的30大贸易国（地区）在1995年和2014年的贸易依存网络。图中，各国（地区）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以直线相连，粗体黑线则代表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

全球贸易依存网络

从这一贸易网络的演变中可发现，全球贸易正在更多地体现出区域贸易的特征。在1995年，亚洲各国（地区）大部分以日本（JPN）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国家大多以德国（DEU）为最大贸易伙伴，北美、南美的几大贸易国则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价值链已经显现，而亚洲贸易大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都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亚洲价值链的态势尚不明显，所体现的更多是美国全球价值链在亚洲的分工。

笔者认为，全球贸易网络的基本结构在这17年间发生了两大显著变化：首先，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贸易“核心”已由日本转变中国，且中国的核心地位更为明晰、稳固；其次，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洲主要贸易国，都转而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依然以美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贸易对美国的依赖正逐步减弱，在全球贸易网络中，亚洲价值链的态势更加明显。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贸易增速的减缓实际上反映了这种结构的变化。美、德、日、英、法等国在1980-2011年的平均货物贸易增长率分别为6.8%，6.6%，6.0%，5.5%，5.5%。而在同一时期，贸易出现高速增长的国家主要包括越南16.8%，中国15.9%，印度11.9%，泰国11.4%，韩国11.2%等。印度的高速增长主要源于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垂直转移，而越南、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高速增长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

综合来看，从1995年到2012年之前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由亚洲国家、新兴经济体、资源国家推动，源于四个因素：第一，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和分工体系。第二，以集装箱技术、交通运输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贸易成本的大幅下降。第三，贸易制度成本的下降。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关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关税从平均45%以上降到本世纪的15%以下，而WTO的成立，以及全球20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更使得大量的区域内关税降至为零。第四，全球生产垂直化分工所推动的中间品贸易的迅速增长。

在以上四个因素中，中国都是决定的力量，因而成为这一时期全球贸易快速增长的发动机。第一，中国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体系；第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交通运输技术及基础实施条件的突飞猛进迅速地降低中国的贸易技术成本；第三，中国进入WTO之后的贸易制度成本也大幅下降；第四，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制造加工业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推动了中国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四个因素推动了全球贸易从“美国核心”到“中、美、德三足鼎立”，从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到北美、欧洲、亚洲的区域价值链这两大结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国家、亚洲国家的贸易高速增长正向发达国家的相对平缓的贸易增长回归。

有趣的是，中国现在的贸易增速趋缓，和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贸易增速趋缓很相似。从1955年到1975年，日本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达到70-75年的平均23%的惊人增长率。此后逐年向下，从80年代开始回归到发达国家的6%左右的平均值。日本劳动力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停滞现象与70-75年这一贸易增长的拐点同步出现。正如学界主流观点所认同的，日本“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大致位于1970年前后。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促使日本转变增长模式，从低劳动要素价格推动的高增长阶段，逐渐向依赖资本及技术的稳定增长阶段过渡。

下图描述了中日贸易的对比。1958年中国和日本的货物贸易总量最为接近，两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分别为2.33 %和2.62%；之后日本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比重迅速增加，于1993年达到峰值7.85%，其后逐年下降并于2004年被中国反超。至2015年，日本的货物贸易总量降至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

中国及日本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1950-2015

亚洲乃至全球的贸易增长并没有受到日本在70年代的转型拖累。中国的经济改革迅速给世界市场提供了近乎于无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也迅速接过日本的角色，推动全球贸易更加迅速地增长。

时至2011年，中国也来到了“刘易斯拐点”，贸易增长率也开始下降。但显著不同的是，日本在经济增长速度达到顶峰时，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外贸总额，均与美国存在明显的差距，所以未能改变“美国核心”的旧格局。与70年代中期的日本不同，中国在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外贸总量已稳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亦达到全球第二。“美国核心”的旧格局已被打破，而东亚、北美及欧洲“三足鼎立”的新经贸格局已经开启。

以2012年为分界，全球贸易正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

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四个因素也在2012年左右发生变化。第一，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供应进入“刘易斯”拐点；第二，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在中国进入平稳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短缺在短时期内难以迅速改变；第三，主要国家的利益出现分化，在此背景下，推动全球进一步开放的各类贸易谈判举步不前、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第四，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正向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的区块结构转化，全球垂直分工的结构发生变化。

在新的常态下，我们仍旧能够看到全球贸易高速增长的曙光，这也应该成为各国政府必须关注的四大核心问题：第一，分散在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是否能顺利地进入世界生产体系，成为世界生产体系中的有效劳动力；第二，由互联网技术、智能生产技术等推动的这一波新技术进步是否能够再一次大规模地降低全球贸易的技术成本；第三，主要贸易大国，尤其是美、中、德、日、印，能否适应全球生产结构从“美国核心”向区域结构化转变，合作而不对抗，找到协调各自利益差别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降低贸易制度成本，推动全球贸易进一步发展；第四，有别于70年代的日本，中国能否在亚洲价值链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亚洲国家沿亚洲价值链实现区域生产分工，而日本又是否能顺应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中国相伴而行，合作而不对抗，和中国一起实现东亚经济的深度合作。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看法，鞠建东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余心玎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助理教授。